在中国影视剧创作的版图中，导演张永新始终像一位深耕土地的创作人，他的镜头里总有一种天然的力量。从《马向阳下乡记》中泥土芬芳的乡村叙事网上配资门户网站，再到《觉醒年代》中那震碎时空壁垒的理想主义光芒，张永新一直在寻找一种能跨越时代、直抵人心深处的精神密码。
张永新执导的剧集《八千里路云和月》正在热播。
这一次，他将目光投向了1937年至1945年那段血泪斑斑的抗战岁月。正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热播的新作《八千里路云和月》不再是高屋建瓴的沙盘推演，也不再是英雄史诗的单向讴歌，而是俯身贴近地皮，去观察、去记录一群在硝烟中求生的普通老百姓。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张永新导演展现了他在艺术创作上一贯的赤诚与严谨。他谈及山东老家的家族记忆，谈及那一轮照彻古今的明月，谈及他作品中的“精气神”。这不仅是一次关于新剧的深度复盘，更是一位创作者在经历了艺术的长途跋涉后，对民族根脉的一次集体致敬。
从山东少年的家族记忆到“平民视角”的执念
张永新是山东人，齐鲁大地特有的厚重与坚韧，是他艺术底色中最深沉的一部分。在采访中，张永新坦言，最初吸引他创作《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正是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平民视角。“我是山东人，小时候家里老人就经常讲故事，讲到抗战时期的一些点点滴滴。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感受，希望将来有机会的话能够拍一个平民视角、反映抗战的故事。”
张永新坦言，最初吸引他创作《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正是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平民视角。
在张永新的认知里，抗战不仅仅是前线的冲锋陷阵，更是亿万普通老百姓在极端环境下如何活下去、如何选择、如何守住最后一点尊严。当这个剧本摆在他面前时，他几乎瞬间“相中”了。这个剧本的逻辑与他少年时的记忆完美重合：它关注的是那些“贴在地皮上的普通老百姓”。
张永新为这部剧设定了一套极其独特的叙事逻辑：“我特别渴望的是能够在战争的硝烟背后，营造一缕烟火气。在硝烟里能够看到烟火气。”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觉追求，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命哲学。从1937年到1945年，整整八年的时间跨度，张永新关注的是这些老百姓所经受的苦难、辛酸与成长。他深信，看到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就看到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族精神实现的过程。这种“向下看”的创作视角，成为这部剧区别于以往抗战题材的缘起。
始终在探寻人在绝境中如何守住那个“魂”
在刻画“大时代下小人物命运”时，张永新将核心要素锁定为“成长”。但在战争年代，成长的底色往往是残酷的。
张永新在采访中反复提及一个细节：一碗白米饭。在和平时期，柴米油盐是理所当然的日常；但在战争年代，这成了价值观的终极考场。“一碗米饭，当端到你的面前，别人告诉你，这是从日本人的米店里买的。你吃还是不吃？这里面就有你的价值，你的世界观，你的认知。”
剧中的张老太爷是一位非常有民族气节的文人。
在张永新看来，这就是戏剧冲突的极致。剧中的张老太爷（毕彦君饰）坚决不吃这碗饭，为此甚至与孟万福（黄澄澄饰）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背后关乎一个人的生生死死，关乎在民族存亡之际，你的态度是什么。这种戏离观众很近，因为它能让屏幕前的每一个人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假如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在剧中设定一个极致的时空交汇场景，可以展现出战争对普通人的残酷摧残。1937年，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的开端，而同一时刻，剧中的女主角丁玉娇正在上海租界外分娩。“她的丈夫在南京城外长江里，生死未卜。她自己在上海，孩子生下来了。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中国的母亲，连自己生孩子的权利、痛苦叫一声的权利都没有。战争对于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张永新强调，呈现这些苦难并非为了“消费苦难”，而是要从苦难中寻找那个能让民族不倒的精气神。这与他在《觉醒年代》中展现陈延年、陈乔年走向刑场时的从容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他始终在探寻，人在绝境中如何守住那个“魂”。
“从小我到大我”的舍弃与奔赴，正是民族觉醒缩影
在张永新的作品序列里，他极其擅长处理角色身上“人性”与“神性”的拉锯。这种能力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被赋予了不同阶层的众生。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人物谱系中，他拒绝了脸谱化的英雄塑造，而是给出了每一个人物在历史洪流中挣扎、觉醒、蜕变的完整曲线。正像是张云魁在剧中那句贯穿始终的台词：“死国者，不分贵贱。 ”
张云魁在对日寇作战中，身先士卒，壮怀激烈。
王阳饰演的张云魁，代表了那个时代具有职业操守的旧军人群体。他最初信奉“军人死于国”是天然的使命，但残酷的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他的牺牲，他兄弟们的牺牲，没有换得什么正向的价值，被污名化为逃兵，用来作为上层指挥无能的遮羞布，他要为自证清白而奔走。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的是当时政府的荒唐，高层指挥上的混乱。他从失望到绝望，到何去何从，经历了一个心理转变。
最终，他寻找到了真正能够凝聚人心、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力量。张永新通过这个人的转变，展现了为什么当年的有为青年会最终聚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丁玉娇没有被残酷命运打倒，而是勇敢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万茜饰演的丁玉娇，承载了张永新对中华女性的极致讴歌。她从一个养尊处优、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家闺秀，被命运无情地抛到了社会最底层。张永新对这个角色充满了敬意：“她的小肩膀上压着重担，左边是父亲要赡养，右边是孩子嗷嗷待哺。在敌占区，她要忍受日本人的欺凌，也要面对苦难与愤怒。”张永新认为，抗战胜利的一半功劳属于女性。丁玉娇的血泪史与成长史，体现了大爱背后的坚韧，这种美不在于面容，而在于那种能在乱世中撑起一个家的肩膀。
孟万福从一个只想逃避战争的厨子，最终走向革命。
剧中另一个主人公、黄澄澄饰演的孟万福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真实感知。他从一个只想逃避战争的厨子，最终走向革命，他曾想逃避战争，认为“我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那些宏观大略的理想，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在剧中有很多“不靠谱”的选择，他会算计，会胆怯。孟万福有一句台词：“我就是一条虫，为什么让我上战场？”张永新直言，生活是不给人留试错空间的。当敌人把刀架在脖子上，跪下是苟活，站起来是抗争，在两难的选择当中，如何做选择？孟万福最终选择了后者，他把自己活成了另一个张云魁。“这部戏的极致就在这里，谁也不是一蹴而就成为英雄。到最后的时候，是自己内心的交战。”这种“从小我到大我”的舍弃与奔赴，正是民族觉醒缩影，这个力量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也是张永新眼中最可宝贵的精气神。
“月亮”意象贯穿始终，它静静地看着战争的丑陋与人类的抗争
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月亮”被当作核心意象贯穿始终，出现在每一个人物命运的转折点。张永新认为，对月亮的感知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浪漫，它承载了中国人最朴素的团圆渴望。但在战争年代，这种团圆成了奢望。月亮在剧中像是一个沉默的观察者：它曾照见过南京城破之日的地狱景象；它也曾照见过战壕里淌着血水、站在雪里的战士。张永新解释说，月亮是“心疼又不心疼”的，它静静地看着战争的丑陋与人类的抗争。
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月亮”被当作核心意象贯穿始终，出现在每一个人物命运的转折点。
剧集的收尾定格在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中秋，剧中捕捉了那一晚挂在天边的圆月。在他看来，那祥和静谧的月光洒下来时，每个人解读出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有欢乐与平安，更有背后深埋的屈辱与辛酸。这是民族涅槃的过程，也是张永新试图通过影像传递给观众的文化赋能：“只有中国人能读懂这个密码，因为这是用先辈们的生命感受到的。”
“认真是我们的饭碗”，创作者对待热爱的态度决定饭碗能否端得久
在当前的影视环境下，张永新始终坚持一种近乎偏执的认真。对于合作的演员，他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谈及主演王阳和万茜，张永新认为他们赋予了角色鲜活且立体的生命。万茜对每一场戏的台词、调度的极致追求，尤其是在后期连轴转的高强度拍摄下表现出的坚韧。“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是对职业的尊重。我也努力使自己有职业尊严，做好自己的工作。”“认真是我们的饭碗。”这是张永新在采访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他认为饭碗能否端得久，全看创作者对待热爱的态度。
“认真是我们的饭碗。”这是张永新在采访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中华民族经历过所有的苦难，但这种苦难没有击碎我们，反而让我们浴火重生。作为一名中国导演，我有责任把这种民族的力量感拍出来。”在张永新看来，生而为人，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本能的需求。但如何在极端环境下选择自己的价值观，是一个人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的必经之路。
讲述“贴在地皮上的中国脊梁”的故事，是一种生命观
在张永新看来，主旋律剧集的“进化”在于能否讲得更加生动、更加具有“当下性”。拍抗战就要敬畏历史，在苦难中找到能够战胜苦难的精气神。张永新反对将历史神圣化、模板化。他在执导过程中，要求全组人员：“拍长征要读懂长征，拍抗战要敬畏抗战。”
作为擅长拍摄历史题材的导演，张永新始终坚持“仰视历史，平视观众”。他认为，历史绝不是遥远的存在，而是值得今天不断咀嚼和汲取的养料。在谈到如何“去说教化”时，张永新表现出了对当下年轻观众的高度重视。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认知极其敏锐，甚至某些时候很尖锐。“正是因为有这群年轻的朋友，无数双眼光盯着我们，我们才要保持高度紧张，拿出百倍努力，把故事讲得鲜活。”
讲述那些“贴在地皮上的中国脊梁”的故事，不仅是叙事技巧，更是一种生命观。张永新认为，从1937年到1945年，我们的同胞经受了非人的苦难，但这种苦难并非只有眼泪与哀鸣。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在衣食住行的计较中，我们能看到中华民族是如何在苦难中一点点淬炼出那股不屈的民族精神。采访中，张永新谈到了他在这部戏中最想传达的那股“劲儿”。那是经历过人世间所有苦难，经历过惨绝人寰的蹂躏，却依然含着血、带着泪站起来的坚韧。“我们不是苟活着，不是卑卑怯怯地活着。我们有我们的精气神，是昂着头站在那里的。”
张永新执导的《觉醒年代》《八千里路云和月》始终在追寻同一样东西：中国人的骨气。
从《马向阳下乡记》里的田埂，再到《觉醒年代》里的红楼，直至《八千里路云和月》里的战壕，张永新的镜头横跨古今，却始终在追寻同一样东西：中国人的骨气。他深信，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民族，就永远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在那个中秋节的月亮升起时，所有的屈辱与奋斗都化作了祥和的月光。这种对民族精神之美的讴歌，跨越了80年的历史迷雾，在张永新的镜头里，在当下产生了共同的震颤。
【对话】
主旋律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
新京报：《八千里路云和月》整部剧集的创作拍摄阶段，对你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永新：那段历史太复杂，太残酷。我经常说，中华民族经历了所有的苦难。在抗战期间，经受着非人的苦难，残酷的、惨绝人寰的苦难。但是这些苦难加诸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我们没有被打倒，没有被击碎，我们浴火重生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伟大就在这里，如此多的苦难，一个弱小的民族也可能就烟消云散、支离破碎，有可能就亡国灭种了。但是中华民族没有，我们经过烈火的淬炼，反而含着血带着泪站起来了。我有责任把民族的这个力量感拍出来。我相信当观众朋友看到这部剧，最终1945年的中秋节，日本人投降了，我们赢了抗战，那一轮月亮挂在天边的时候，祥和、静谧的月光洒下来，每个人感受、解读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有欢乐、平安，背后有多少屈辱，辛酸。这就是我们民族涅槃重生的一个过程。我想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坚韧、壮阔，民族精神之美，拍出来。这是我的理想，能不能让观众感受到，还有待于观众的检验。
新京报：你以往的作品，如《觉醒年代》非常擅长将“历史伟人”还原为“真实的人”。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如何处理角色身上“神性”与“人性”的拉锯？
张永新：当我们呱呱坠地那一刻起，我们就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这是我们的普通与平常，但是路在你自己的脚下。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一个自然人到一个社会人，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选择你的价值观，你的存在感。你要做自己的选择。苟活也是一种活。《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孟万福有一句台词，他说，我就是一条虫，也不会开枪，为什么让我上战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么想。但是放在那个时代，是别人举起了屠刀，要来砍你，那你是要把自己的脖子迎上去吗？如果你不想屈辱而死，不想让自己的家人屈辱而死，怎么办？你背后站着你的家人、爱人、孩子，你应该怎么办？当生死抉择摆在面前的时候，这个经纬度会考验每个人的人性、考验你的价值选择。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80年在历史长河当中，多短的一瞬间。我们拍它，呈现它，是为了告诉今天的人们，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一路怎么走过来的？今天的岁月静好，并不意味着明天也是一个和平状态。假如再来一次战争，你做好准备怎么去迎接它吗？你做好准备，去竖起那一堵人墙，替你的家人遮风挡雨了吗？难道你还是说，我只是一条虫，我苟活，只要我活着就好？你会这样去选择吗？这个作品试着在回答这些问题。我总觉得，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忘掉自己的来时路，是不值得说的。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你就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拍这部作品，就是希望让今天的年轻朋友看到，我们的前辈曾经做过一些什么样的选择。假如要再面临这样一个状态，我们怎么选择？这也是这部戏的一个主题，设问，再回答。
新京报：在你看来，关于历史、主旋律作品的创作，在“真实”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度”，要如何把握？
张永新：我们经常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是我觉得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无论做多少的戏剧，做多少的概念，它的力量，它的真实感，永远比不过真实。所以面对历史、生活、面对我们要呈现的这个时代，我们要保持敬畏之心，我们要匍匐在地，拿出我们全身心地创作，来认知它、感受它、实现它。这个过程极其艰难。要保持敬畏之心，尊重历史、尊重真实，把真正的“精气神”发掘出来。
张永新表示，你的故事讲不好，不要找别人，找你自己的原因。
新京报：在当前影视环境下，你认为“主旋律”剧集的下一次进化应该体现在哪里？
张永新：我觉得所有去表现中华民族真善美的、讴歌民族精神的作品都是主旋律。主旋律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作为影视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要表现民族的精气神，要表现出我们真正的大爱。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够让作品立得起来，走得出去。我们去讲（这些故事），就要讲得鲜活，讲得生动，讲得让观众愿意看。你的故事讲不好，不要找别人，找你自己的原因。观众永远会喜欢鲜活的故事，灵动的人物。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实现它？考量的是创作者的能力，也是摆在每一个创作工作者面前的问题，你必须去这么创作。翻过这些山，你才能够见到真正的大江大河、大山大海。
新京报记者 刘玮
编辑 黄嘉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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